更重要的是一种态度

1997xg

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那会儿，好像欧洲人忽然开窍了。不是说他们变聪明了，而是他们开始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思考问题——用理性。这个时期后来被称为“理性时代”，或者你更常听说的“启蒙运动”。

那之前几百年欧洲人都不理性？嗯，信这个信那个，国王说啥就是啥，教会说啥就是啥。但现在不一样了。文艺复兴开了个头，人文主义打了个底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人们真的开始用脑子思考了。不是随便想想，而是像做实验一样，把所有的观念——宗教的、政治的、社会的、经济的——都放到理性的天平上称一称。

法国人笛卡尔在1637年就说了句很关键的话：只有用理智可以认识的问题，才是真实的。这话听着简单，但在当时可是石破天惊。那时候的人习惯了“权威说什么就是什么”，突然有人告诉你“你得自己用脑子想”，有点吓人。

德国哲学家康德用一句拉丁语口号总结了这个时代的精神：“Sapere aude！”翻译成大白话类似于“鼓起勇气，去运用你自己的理智！”(见《什么是启蒙?》)。康德的意思是，人不该再像个孩子一样等着别人告诉你该怎么做，你得自己思考，自己判断。

这还没完。英国人洛克在1689年写的东西更猛。他说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完全自由的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人天生就是自由的，不是国王赐予你自由，而是你本来就该自由(见《政府论》)。七十年后，日内瓦的卢梭补了一刀：“人生而自由，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。”(见《社会契约论》)  

这帮人——卢梭、洛克、康德、孟德斯鸠、伏尔泰——第一步看到了枷锁，第二步就很顺理成章了，那就是把套在人身上的枷锁都砸碎。不只是政治枷锁，还有思想枷锁、宗教枷锁。

嗯，下一个问题就是，枷锁哪里来的？答案就不说了。于是，他们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简直疯狂的想法：统治者不是上帝选的，而是人民选的。人民的权利是天赋的，不是谁赐予的。统治者要是干得不好，人民可以把他换掉。为了防止权力太大，他们还搞出了三权分立：立法、执法、司法各管一摊，互相制衡。

用屁股都能想到，欧洲那些君主当然不乐意了，只说欧洲有点不公平，其实有人类社会的地方都如此。国王们心想：我祖祖辈辈都是这么统治的，凭啥现在要听这帮公知的？但历史上确实也有少数几个另类开明君主——比如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、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、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——愿意听听这些新思想(见《启蒙时代的欧洲》)。

思想这东西，一旦放出来了，就收不回去了。咖啡馆里人们在讨论，沙龙里知识分子在辩论，书籍报纸在传播这些新观念。从英国到法国，从德国到整个欧洲，理性的声音越来越响。

这个时代最有趣的地方在于，它不是简单地“反对宗教”，而是要用理性重新审视一切。就像牛顿用理性发现了万有引力一样，启蒙思想家们相信，用理性也能找到人类社会运行的规律。

现在回头看看，这些想法好像理所当然。但在当时，说这些话是需要勇气的。康德那句“鼓起勇气”不是随便说说的——在那个年代，独立思考本身就是一种勇气。

理性时代留给我们的不只是那些哲学著作和政治理论，更重要的是一种态度：凡事多问个为什么，多用脑子想想，别轻易相信别人告诉你的。这种态度，到今天依然有用。